头图：2019年5月30日，石家庄棉纺厂排练厅，姬庚（左）与董亚千（姜晓明）

“底稿算是有了，现在看来还挺好的。”

5月底到石家庄，问起万能青年旅店乐队第二张专辑的进展，主创姬赓和董亚千异口同声。

对这张磨合了好几年的新专，外界目前了解的信息仅限于：一张概念专辑，基于乐队冀西南山路骑行见闻而生发。在已经演过的《泥河》《采石》《山雀》和《墨麒麟》之外，还有其他曲目产生。但编排形式和结构，依然待定。

“编曲更饱满和复杂了，立体感和空间感更强，我们写旋律的能力和思维能力肯定比第一张要有进步。”姬赓介绍。

“有听众觉得，歌词里，乌云、雷声这些意象，用得有点频繁？”

他抬起头。“就是故意的。可以把这些理解成一个舞台的布景，设定性的词汇。我就是要重复到你特别讨厌，或者读出我想说的信息来。不过现在看来是讨厌的（声音）多咯。”姬赓自嘲。

花这么长的时间，精力都耗在哪儿呢？

“之前做的很多事情不想重复。以前用过的编曲办法啊，一些习惯，都想换换。特别是录音，首专我们是不满意的，太光滑，没层次。这回要好好整这事儿。”哥儿俩意见一致。

创作上的抱负，表达信息的纷繁，技术上的日渐娴熟，如何转换成成熟的作品形态，又不至于陷入迷乱，或许是这个阶段的万青要斟酌的问题。

“还会不断推翻，到最后就是做减法。”董亚千说。“为什么整这么长时间？录音的想法，也是要缘分的，你知道。”

快6月的天儿，他穿着件有点皱巴的薄条绒绿衬衫，扣子一粒没系，微起的肚腩敞着；头发照旧的油腻，“收拾屋子来着，没来得及洗。”他挠两下头，有点不好意思。

从2002年成立至今，万能青年旅店的音乐品位和态度，都和董亚千的造型一样，经年未变。写歌的瓶颈，生活的琐碎，市场的诱惑，音乐大环境的迁徙流变，多少也会如蚕食一般，撕啮掉一些热情。

但总有些宝贵的东西留了下来，至于究竟是什么，姬赓也说不上来——让他形容自己，总是一件诡异的事情。在某种意义上，专注与清高，潜沉与保守，已难分彼此。

“总还是越来越会变好吧。”这个信心，他有。

琴瘾

半个月里，董亚千去了香港吉他沙发（乐器行）两趟。

战利品三件：1954年的Fender Stratocaster by John English,1957 年的Gibson Les Paul,还有刚刚斩获的1961年Fender 元年吉他original Fender Jazzmaster。

对搞乐队的人来说，一把得心应手的乐器不只是工具，老伙计，更像soulmate（精神伴侣）。在棉二仓库附近的排练厅，董亚千的这些新老家什装在乐器盒里，一字排开。

“挨个宠，呵呵。”琴痴董笑得开了花。

“刚买的这把61年的Fender特别好，可能是我所有吉他里最好的。没有多余的声音。味道特别正。”他感觉Fender最出色的工艺年份就是1959年到1962年之间。“那个时候的琴，材料和做工都不惜代价。现在你必须买最好的Mass builder，才能和那时的老琴相比。”

“这和上世纪60年代西方浓郁的摇滚氛围有关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现在Fender那几个顶级的制琴师，都是吉他手。不过影响做琴的因素很多。可能和天气也有关呢。”董亚千乐了，语气却是认真的。

“音色这个东西也许有规律可循，但到底还是个人的体会？”我问他。

“嗯……弹出来，自己能知道，这个声音是对的。”倏而又补了一句，“琴会学习。你演奏的时候适应它，它也适应你。时间越长，就越来越稳定，越好。”

在家中练吉他的董亚千。2019年5月30日，拍摄于石家庄 图/本刊记者 姜晓明

2009年，他们曾坐着火车到北京看前卫音乐家大友良英夫妇的现场演出。艺术家功力深厚自不待言。姬赓也记得大友的Gibson吉他好听。“哪怕是同一款，也必定是老琴好听。后来遇到制琴师，我还特别想买。”

采访那天，董亚千民心河畔的住处，还来了位乐队的朋友：假假條乐队主唱刘与操。齐肩长发，破洞仔裤，带度数的墨镜，光着脚丫和董亚千坐榻榻米上，逍遥自在，声浪却大过主人数倍。

“他可是伯克利音乐学院（爵士吉他表演、爵士作曲双专业）的高材生，理论很系统，民乐非常精通。”董亚千盛情介绍。“这不还在看他借我的教材呢。”他指了指书架上的《爵士作曲理论与实践》。

“听了他们新专的排练，感觉如何？”我问刘与操。

“不错。吉他线性的riff更好了。”他爽快地回答。他说最欣赏亚千的，还是他对审美的坚定。“有的乐队心里是没有一个声音的。他很响亮。”

“其实我俩在审美上差异很大，经常发生争执。不过这没影响，哈哈。”董亚千接茬儿。

食粮

买琴成瘾，一方面是好琴越来越不容易买到——像巴西玫瑰木已经停产多年。但也有很重的补偿心理：“以前没钱，现在爱买琴囤琴，也算报复性消费吧。”董亚千老实承认。

穷，是那代独立音乐人的共同记忆。但在一片贫瘠里，难得的是遇见好恶相投者。

近20年前，考到湖南的万青经纪人赵亮，也是主创姬赓和小号手史立的大学同学。大一时，赵亮身在话剧社团，意兴阑珊，一时半会还脱不开身。关于姬赓，他很早注意到此人，摇滚范儿，头发略长，看着和其他人不那么一样，后来终于找机会认识了。

“学校有个小礼堂，有次亚千过来找老姬玩儿，他们俩一起排练。我好奇，进去听。那时我听的东西不多，问了下亚千是谁的歌儿。他说了个谁谁谁，我根本没听明白。”赵亮说，后来才知道，他们玩的是Stone Temple Pilot（石庙飞行员乐队）。“西雅图之声那路的。X，这也太酷了。”

图书批发市场不时来学校做书展，他时常能捡着“宝贝”：“其实都是好书，滞销的，5折算高的了。那时大家都穷嘛。我尤其穷，几十块能卷回来一大摞。记得有套人文系列，有朱文的《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》，还有摩罗和谁来着。起身一看，哟，他（姬赓）也在买，趣味相近哈。”

话剧团，就此作别。借磁带，换书看，喝酒，聊通宵，就这么近乎了。赵亮记得，木马和沙子的第一张专辑，都是在姬赓租的房子里听的。他见证了乐队从The Nico更名为“万能青年旅店”、第一张专辑的出炉，乃至后来成为同事。但赵亮至今念念不忘的是首专之前那张完全没有词的DEMO：编曲里有萨克斯，和他之前听过的所有音乐全都不同。

“感觉乐队的想法特别多，他们把那些想法全都塞在了那个DEMO里。现在看可能不太成熟，也能听到不少国外乐队的影子。但当时听的人仍然感到很兴奋。”

托打口碟的福，董亚千和姬赓在青春期一头扎进西方摇滚这摊泥。早期的根源布鲁斯和先锋爵士汲取自Jimi Hendrix、SRV、Frank Zappa等大拿；后来渐渐趋向于迷幻和前卫摇滚，则少不了King Crimson和宇宙塑料人的滋养。

这两支乐队的共同点是成员多为艺术家、诗人，来来去去，自由无碍。不光有很强的音乐和人文素养、演奏技术高超，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和庞杂的器乐结构与编排。风格在前卫与旋律性之间游走。已故捷克总统哈维尔听过宇宙塑料人后感叹，“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、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，就能理解……”

那个时候的姬赓和董亚千，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，“消化系统比较好，学习能力也强。那个年龄做什么事都特别重要，那时候听的音乐是绝对塑造性格，反而现在听多了，影响就没那么深刻。”

杂食是必须的。去排练厅的路上，董亚千让刘与操给他推荐一些古典音乐的必听曲目。

“《巴赫平均律》，贝多芬交响曲之一三五七九。《贝九》太好了。”

“继续说。”

“德沃夏克《自新大陆》，马勒二（第二交响曲），《春之祭》。肖斯塔科维奇一般。肖邦的练习曲可以有。巴洛克时期听巴赫就行。我觉得你会喜欢古典，浪漫到现代时期，和声好的。对了，勃拉姆斯也不错。”

刘与操呼啦啦地列了一长串，到排练厅，兴奋地拿出手机里录的自个儿的新歌，逐首放给姬赓听。对方直夸他唱功好，他乐得屁颠屁颠儿的。饭桌上，董亚千若有所思地问，我是不是也得练练唱？

其实上学那会儿董同学就跟着所谓专家上过声乐课。就一堂，再无下文。他解释道：“我以前挺爱唱歌。后来就不太爱了，光爱弹琴。觉得学唱歌有点傻X。可是吧，年纪大了，还得练练声，调整气息。录音时老抽烟，得了咽炎，也得戒。身体好了，才能搞音乐对吧？”

2017年，石家庄，左起：小号手史立、主唱（作曲及吉他）董亚千、鼓手小耕、吉他苏雷、萨克斯杨旭、作词兼贝斯姬庚  图/本刊记者 姜晓明

跨越

铁轨。商场。学校。民心河。篝火。板面。烧饼。卷烟。胡侃。呓语……

那些属于世纪末和世纪初的画面，在后人嘴里咀嚼成传奇，当事者却只当日历般，撕过便了了，何必再提。

连照片都不曾留下几张的乐队，面孔和质地，还是当年的样子：董亚千和姬赓，仿佛就是少年心气与少年老成的代言。而“傻鸟”与“废人”，是社恐症的他们早年的自封，也被惺惺相惜的同类引为理解的暗号。

在放纵与窘迫中熬过最初的几年。终于，《不万能的喜剧》不插电版出来。创作者音乐上的浩瀚野心和编曲上从容的法度呼之欲出。长笛，曼陀铃，大提琴，萨克斯，口琴，次第穿透寥寥几句歌词，先明丽而后磅礴的乐声，令人耳边一亮，很快在网络上聚起乐队的第一批粉丝。

董亚千清澈的嗓音，和姬赓抒情而节制的词，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接着是那一首首此后人们耳熟能详的曲目。有一些是总结了之前的动机，譬如《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》，主旋律原本就耐听，后来得以继续发展。后期的《大石碎胸口》《在这颗行星所有的酒馆》和《乌云典当记》或可归属于更自觉的创作。相似的基调、歌词，都直接反映出主创姬赓的思考，而抒情的部分多半来源于作者本人的阅历和认识。

器乐和编曲上的气势，特别是史立的小号，在《秦皇岛》里酣畅淋漓。有的听者想到了王小波的《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》：

太阳初升时，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。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, 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。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。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，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。

2016年底，万能青年旅店乐队在广州草莓音乐节上演出 图/麦启烜

到反响最大的《杀死那个石家庄人》，崩塌如叹息，“杀死”更文雅如戏谑。万青的成员虽然三十未至，却在这张专辑里，实现了少年至青年、到中年的跨越，如地火一般卷裹和击中了网络时代的听者。回过头看那股狂热追捧里这张首专获得的共鸣与解读，在非音乐性上的意义也许盖过了音乐性本身。而这，并不以乐队本身的意志为转移。

首专发表的2010年，中国摇滚已经走过二十余载。就在离石家庄不过两三百公里的超大都市，重金属和朋克的兴起，圆明园和霍营村落的扎堆，北京新声的聚合，电子和实验音乐的登场，民谣的走红与昔日乐手的流行化——潮浪迭代了一波又一波。这个十年之末，就连中国的商业巨头和大众综艺也看上了Rock N’Roll，创作者、平台和受众，从互不理睬的几端，到相互试探，乃至热烈拥抱。

不管这引发了多少争议与褒贬，在摇滚乐等各种音乐形态里，中国人越来越释放出属于自己的声音，分众、分层愈加明晰。

而万青，在艰难的自我辨识后，日益确证了他们既有的存在方式。“同行这么多年的动向，我们多少都了解，但好像从来不在哪个圈子里。”姬赓说，他们好奇新人，也怀念“地下怒潮”时代的气息。朴实粗糙，决绝清醒。“那挺值得珍惜的。”

根据地

初夏的石家庄，天不算透亮，但足以畅快呼吸。董亚千推开自家阳台的窗。“你知道几年前从这儿看出去是啥情形？乌突突的。这两年真是好了不少。”

姬赓接了句：“都没啥重工业了，全改卖地了，肯定得好起来。”

无论成长于斯的这座城如何变，他们是笃定在这儿了。几亩几分田的方圆，家、单位、排练厅，不论啥交通工具，十分钟皆可达。创作渐趋稳定，还能捯饬捯饬琴啊，古玩啊，隔三差五来北京的画廊会会朋友。音乐节演出，就一单一单走着，乏了就歇，紧了就调。毕竟是积累舞台经验和人气，也要攒继续做音乐的本钱。

对几个不算贪心的中年人，这样的日子，夫复何求。

可终究还是有操不完的心。

万青的音乐都是母体式的：先有动机，接着找到新生音乐的一个基本精神，再捶打出一个成熟的经典的形态，最后就是携带母体精神的各种现场变体。所以每一次现场都是实验，不会在“重复”中耗损音乐的精神。

但演了几百回，他们的演出还是“冷”。冷度并非来自台下，而是成员自身——到今天也还不是那么热爱演出，羞涩，有时甚至发懵。“总在慢慢地适应舞台吧。2017年底在上海Modern Sky lab的那次专场，感觉就不错：千人左右空间，音响灯光到位，观众也有呼应。”

这样的地方，全国有多少，姬赓没统计过。“还是集中在大城市吧，但也未必，好多地儿我们都没走过呢。”

吃过三巡，他吐起槽：“听说有的演出平台现在做巡演，直接把石家庄就给pass（删）了。这不成啊。”虽然无法和一线城市的livehouse相提并论，但像守望者、红糖等音乐现场空间能在石家庄做起来，维持至今，挺不易。姬赓很为它们不平。

行业里有人多年来坚持全国巡演，带动中小城市的livehouse氛围，这令乐队甚为感动——“牛X！我们，还是有点懒呀。”

性格命定，似乎也没什么可多说的。再者，没有新作品，巡演意义也不大。

斜阳下，就着花生毛豆、钉螺扇贝羊肉串和福佳白，话头忽然转向了十一二年前的那次南方巡演。

第一次去广州，赶上春运，我在中间坐，旁边老太太晕车，吐得……馒头和王朗（当时乐队的两个老外乐手），两人喝着老白干，身长臂粗，好家伙。去深圳，驻场那几个干活的小年轻说（咱们），这帮北方乐队不理人，嚼着槟榔，穿拖鞋。还故意问，票卖得怎样？没人看你们。全是羞辱挖苦。其实那回，30到40块一张票，卖了一百多张，没亏。结果到长沙演完，收入有4600多，咱都傻了，两百多张票！

当时馒头激动得快哭了。他俩都是学中医的。馒头鼓打得不错。王朗是个怪吉他手，弹起来很爱尔兰。他唱歌好听。那几次演出都是王朗先唱半个小时，接着咱们再演。都瞎玩儿。

情人节，就连那些个脏宾馆都订满了。咱们住酒店，两百多一晚，啧啧，心疼的。后来斥巨资买了飞机票去深圳，玩了两天。欢乐谷，激流勇进，其他人都5块钱买雨衣，穿着背心，保护得特好。咱们舍不得花那钱，滋了一身。演出前，腿直发软。状态差极了……

“做摇滚，根据地还是得在livehouse，哪怕它整得像夜店，哪怕音响再凑合。你想想你十几岁逃学看音速青年（Sonic Youth,1980年代的美国摇滚乐队），和你有钱了，四五十岁再去欧洲看大牌演出，完全不一样。”眼见的，姬赓情绪上来了。

转瞬已近20年。不管乐不乐意，生活秩序、工作方式和作息，都比从前翻了个个儿。那个血气方刚的赵亮，如今是万青和杭天的经纪，同时面向公司的几十组音乐人做企宣，还要照顾孩子，后两者往往耗费更大的精力。“我这个经纪人当得真不太称职。”赵亮颇有点自愧。

亚千没啥挂碍，每周都得有几天排练。有空就陪下老人。最近摩托车都不骑了。“有点儿过劲儿了。以前可沉迷了，看见（车）都得擦。”年少时的抑郁，唯有旧作为证。“现在看，哪个人年轻时不会抑郁？还好没拖到中年是吧，不然扳不回来了。”他自我总结。

姬赓则比我初见时越发的多思、谨慎，顾全大局。赵亮很理解这个乐队主持者的心境：除了管理日常业务，还要权衡各方，顾虑乐队的公众影响，避免各种不必要的争端。“如果不是他这么细心，这乐队可能撑不到现在。”

在万青的新作里，赵亮听到姬赓词里少有地显露出一些特别感性、特别个人化的东西。“其实看到的就是生活，就是爱与疼痛，不觉茫茫道路长；生活历险，并肩莽莽原野荒。也许他不这么觉得，可这是我所听到的。”

（参考资料：《在崩塌之前，地火之上》，感谢赵亮、陈郁对本文的帮助。实习记者聂阳欣、张玮钰、刘蓓佳对本文亦有贡献）